鲁讯刚到学校,学校当局就问履历、问著作、问计划、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,希望快速并多出成果。来为学校扬名。
厦门大学对于投资人非常看重。
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,学校当局忙得不亦乐乎,鲁讯蔑视这种绕着“钱”字打转的风气。
有人拉着鲁讯去陪银行家照相,他坚决拒绝了。
这里很难说谁对谁错,只能说是各自的立场不同。
民办大学出高薪聘请声望高的教授,目的就是为了出成绩。打响学校的知名度,民办学校没有教育部的资金支持,只能依靠自筹资金。
鲁讯在北平的时候教书只是兼职,正经工作是公务员。
所以,他来到厦门大学后极为不适应这种功利性的氛围,作为教育部的公务员,都是别人求他办事,哪里有陪着银行家照相吃饭的道理。
由此可见,鲁讯还没有转变自己的身份。
他现在拿着厦门大学的高薪,就是厦门大学的员工,一个员工不听领导的指示,自然会受到责难,这就是公办大学和民办大学的区别。
就算在公办大学,经常和校长顶撞的教授,恐怕也做不长久。
正如他给许广评的信中所说:“我以北京为污浊,乃至厦门,现在想来,可谓妄想,大沟不干净,小沟就干净么?”
其实,在那里都一样,这是职场法则,他如果不转变心态,这种事情还会发生。
这或许就是性格决定命运。
鲁讯在广州并没有待多久,几个月后就和许广评来到上海。
这个时候,胡拾在美国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,预备回国。
他这些年在北大教书,被人称为胡博士,其实他并没有博士学位证书。
这是因为,1917年,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没有通过博士论文答辩。
他的博士论文叫做《先秦名学史》,美国学者弄不懂中国古代文化,没让他通过。
此时,蔡元赔给胡拾发了聘书,聘请他到北大做教授,胡拾也不管论文答辩了,先回国混个教授再说,就这样,他做了十年的假博士。
由于他回国后名气越来越大,也没有人质疑他的学位问题。
今年年初,他回到哥大,补交了一份《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》作为博士论文。
美国学者还是搞不懂,只是看在胡拾已经在中国出名,没有为难,给他颁发了博士证书。
胡拾拿了博士学位,正准备回国,接到了国内的来信,告诉他国内正在战乱。
以前他攻击过孙仲山,支持过段祺睿,很可能被广州国民政府判定为反革命,不少朋友都劝说胡拾暂时不要回国。
胡拾非常担心,他没有回国,而是停留在日本,等待国内的消息。
随后,他来到了上海。
就这样,鲁讯、胡拾和林子轩聚集到了一起,新文学三杰终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。
在接下来的数年间,三人因为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坚持,时而合作,时而斗争。
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,而是为了自由和革命,为了国家和民族,为了未来的道路。
这是继五四之后,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最为激烈的交锋。
正因为如此,才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页。(未完待续。)